个人所得税来自老百姓的“钱袋子”，和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随着此前两会上代表、委员们的讨论，“个税改革”成为近期关注与热门的话题。
财政部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全国个税收入10089亿元，同比增长17.1%。这也是我国个税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大关。
然而分地方来看，一线城市的税收收入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。据媒体统计，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个税收入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四成左右。
有人提出，在区域发展水平不一的情况下，是否应该区分起征点？
地区收入差距短期内难以改变
近年来，全国个税收入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13年个税收入为6531亿元，同比增长12.2%；2014年为7377亿元，同比增长12.9%；2015年为8618亿元，同比增长16.8%；2016年，全国个税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，为10089亿元，同比增长17.1%。
从地方上看，2016年上海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11847.0亿元，同比增长5.5%，其中1482.7亿元的个税收入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。北京以1428.15亿元的个税收入紧随其后。
深圳、广州分别位居三、四位。深圳2016年个税收入达到757.87亿元，是上海、北京的一半多。而广州的个税收入仅为385.95亿元，仅为深圳的一半。
简单计算可知，北上深广四个一线城市的个税收入之和超过4000亿元，占全国比重几乎达到四成，可以说目前我国的个税收入在区域上相当集中。为什么一线城市（尤其是京沪两市）的个税收入如此之高？有媒体分析称：
究其原因，京沪作为超一线城市，个税收入最多是在情理之中。同时，这两大直辖市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，而这正是高收入群体所集中的行业。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114777元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2042元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9410元。从分布上看，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这些高收入行业最为集中的城市。
此外，京沪还集聚了一大批央企、国企的总部以及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，其分布在其他城市的员工个税也都是在总部上交。
个税收入差异与居民收入存在地区性差异有关。施正文表示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短期内也难以改变，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反应所在，应该更好发挥税制调节功能，促进公平。
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，距离上一次工资、薪金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已经过去6年多。那么，在区域发展水平不一的情况下，是否应该区分起征点？
对此，施正文直言，不赞成基本扣除进行差别对待，这会造成为规避税收，出现人才不合理流动的情况，会给经济社会、居民各方面的管理造成不良影响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也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。
“维持基本生存的费用，实际上全国各地差别都不大，所以基本扣除不宜给予差别对待。”施正文说。
关于个税起征点，在施正文看来，如果综合税制改革出台进程较为缓慢的话，按照现在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整是可以的。
“个税改革不是单纯地调高起征点，要聚焦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模式，税制模式要切换。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，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变革。”施正文说。
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，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，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，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，该提高就提高。
“建议降低个税最高税率”
一边是个税收入地区差异大，另一边是目前仍存在偷税、漏税的行为。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蔡洪滨近日表示，要加大个税的征收力度。在目前3500元起征点下，只有几千万人交个税。当前个税的税制太复杂，征管力度不够，个税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“工薪税”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，恶化了收入分配。
施正文表示，现行税制下，工薪阶层逃漏税几乎不可能，而一些高收入人群没有自行申报的手段，并且收支信息也不能共享，其他部门也不能有效监管，对高收入人群几乎没有征管手段，这也造成一些偷漏税行为的产生。
施正文表示，应该进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，降低法定税率，同时加大征管力度。“目前的税率太高，应该降低45%的税率。现在让一些高收入人群一半收入交税，高收入人不愿意交。如果监管不到位，他们就不交了。”
去年有媒体指出，以工薪为主的劳动所得个税最高45%税率远远高于资本所得20%的个税税率，这也引起工薪阶层不满。
一位年薪百余万的税务总监曾表示，加班加点挣得的年薪却要缴纳三四十万元个税，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挣了几百万元，股票转让时却不用交税，不太公平。
“如果税负降低了，加上征管又严，逃税的风险变大，交的话也不是非常重的负担，他也愿意遵从了。” 施正文补充道。
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建议，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%降低至25%。
对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上，施正文表示，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是基础扣除和专项扣除相结合的税制。基础扣除以个人为单位、包括基本的衣食住行，按人头计算。维持基本生存的费用上，实际上全国各地差别不大。
在专项扣除上，施正文表示，应综合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各种情况，包括教育、住房、基本医疗等支出。扣除的标准跟财政的承受能力、国家的经济情况有关，扣除项会有一个抵扣限制，要通过测算、模拟，设置抵扣项目的范围以及抵扣额度的“天花板”。
“通过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，让税法的调节更可行，收入分配更合理。”施正文说。
本文来源：每日经济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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